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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答好“乡村两问”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中新网重庆2月3日电(王婷婷)重庆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总人口85万人，是特色旅游县、重点移民县，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点城市，成功创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县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区、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县城。
近年来，丰都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景美人和的美丽乡村。新春伊始，记者跟随由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丰都县委统战部主办的“同心共绘乡村‘兴’风景——聚焦重庆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活动走进重庆丰都县，专访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如何答好“乡村两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坚持问题导向 大力培育“新农人”
根据2022年丰都县对人口流动摸底显示：过去10年丰都县每年约有1.5万人进城落户，其中近1万人去了县外，有26.5万人在外面打工，留守儿童较多；农村80%为“三留守”人员，在家的“一老一小”有心无力，在外的力不能及。“90后”“00后”基本不会种田，振兴乡村力量不足，未来发展后劲缺失是最大的难题。
“现在靠谁来振兴乡村？今后靠谁下田种地？”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表示，乡村振兴根本在于人才振兴，将坚持“三个导向”，即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答好“乡村两问”，把丰都建设成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
“未来丰都的总体思路是：突出‘小巨人’抓工业，突出‘新农人’抓农业，突出‘年轻人’抓文旅，突出‘带头人’抓党建。”张国忠称，“新农人”很顽强，只要有一点生长条件就活下来，只要给一点帮助就活得好，相比于大型企业比较灵活，更容易克服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因此“新农人”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图为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种植油菜彰显梯田资源特色。 重庆丰都县乡村振兴局供图为解决谁来振兴乡村难题，丰都县开展“心回家、人回乡、力回引”服务，鼓励在外地的丰都商会动员有条件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有意愿回乡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通过建立产业互助会，以“新农人+村集体+农户”方式振兴乡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新农人侯俊、王合兴的农业项目已投资7000多万元，带动4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以前的‘新农人’是靠自己的感觉、经验和资源，凭借一腔热情和情怀，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经验和资源缺乏。成立新农人互助会以后，把大家集聚起来，推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实现抱团发展。”张国忠说。
张国忠表示，要把培育“新农人”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实施“新农人”培育提升行动，筹建“新农人”专项资金，打造“新农人”会客厅，组建“新农人”服务团，建设“新农人”学校，不断完善“新农人+村集体+农户”乡村产业发展机制。
目前，丰都县727户“新农人”扎根乡村，组建起新型农业经济组织310个、联结农户2.2万户7.8万人，他们带去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重新擦亮了“农二代、果二代、养二代”的身份标识，激发出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
坚持“农民主体” 推动乡村两大目标建设
“丰都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两大目标：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村庄成为农民喜欢的样子。”张国忠说，在这一过程中，丰都没有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而是坚持“农民主体”，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尊重农民意愿，动员群众参与，把广大农民积极性激发出来，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比如，在实施现代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建设中，完善自下而上的项目申报机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等，由农民提出项目需求，确保政府建的是农民想要的；通过以工代赈、投工投劳等，让农民参与项目建设，避免“干部干、群众看”。
“乡村振兴包含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个方面。”张国忠称，乡村治理其本身是乡土社会的治理，而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后兜底单元，为此丰都县提出了“党建为魂、家庭为根、组织为本”的理念。
“家庭为根”如何体现、怎么去做，是个难题。“我们认为，基于家庭的传统文化是最本质、最恒久的力量。我们在分析丰都社会文化时发现，孝善文化是丰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把孝善文化作为丰都基层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共同价值理念传承下去，是解决目前丰都家庭建设问题的根本举措。”张国忠说，丰都县有26.5万人在外面打工，“一老一小”问题成为解决家庭建设问题、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切入点。
如何解决？丰都县以会促会、组织家长、选好会长。在农村发展农民工工会，目前已经发展了28个农民工工会组织，有1.7万名农民工工会会员。通过这部分人把家长组织起来，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下，引导他们自愿组建家庭教育互助会，选好会长，选好“轮值家长”，真正让家庭互相帮助。
建“大家”为小家、伸大手牵小手。在城市划小网格、划小自治单元，在农村建村级大院、乡村书院，建好“大家”带小家。同时，伸大手牵小手，家里的人帮在外打拼的人，你在外面安心打工，我在家里给你看孩子。
张国忠表示，乡村治理的丰都做法，是把家庭教育互助会这个点放大，有效地把乡村、家庭、农民组织起来，推进乡村建设。目前，丰都各乡镇已建立家庭教育互助会41个，覆盖2058个家庭2432名留守儿童，2022年暑期儿童溺水事故“零”发生，很多孩子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在外打拼的人员也能安心工作。
“丰都是传统农业县，建设现代化的美丽丰都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张国忠说，丰都将围绕答好“乡村两问”，全力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真正将丰都建设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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